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于3月14日(星期三)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举行记者会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。
[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记者]温总理您好，我是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记者。很高兴能在您最后一次的两会后记者会上提问。我的问题是，最近几年您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了政治体制改革，引起了很大的关注。请问您多次反复提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在哪里？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又在什么地方？谢谢。
[温家宝]是的，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，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。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，我出于责任感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，实行了改革开放。但是“文革”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，并没有完全清除。随着经济的发展，又产生了分配不公、诚信缺失、贪污腐败等问题。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，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，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，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。

改革开放30多年来，中国从“文革”的千疮百孔中艰难走来，逐步摆脱了计划经济和极“左”思维的阴影，但“文革”遗毒并没有肃清，仍然像幽灵一般游荡在我们身边。本是和平年代，某些地方却红旗招展，电视台取消常规娱乐节目，设立“红色频道”，专门播放革命题材的影视片，“唱红”变成了高于一切的政治任务，从幼儿园的孩子到监狱的犯人，都在高唱革命歌曲，使人恍然不知“今夕是何年”！
这让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是：“文革”虽然结束了35年，并且也被我们以党的文件的形式予以否定，但为什么让人感觉“文革”幽灵仍在身边呢？究其原因，一个人说了算是一切问题的根源。早在1957年“反右”和1958年“大跃进”等运动中，刚颁布的1954年宪法被抛弃，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完全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，宪法规定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遭到严重破坏，最终发展到登峰造极的“文化大革命”。
在很大程度上，“文革”就是冲着当时的既得利益阶层及其“官二代”、“红二代”而来，群众的仇官、仇权心理是“文革”一呼百应的深厚社会土壤。“文革”的积极分子中当然有领袖指向哪里就冲向哪里的“纯愤青”，但也不乏指望在天下大乱中“咸鱼翻身”的机会主义者。
试问，究竟谁是这场浩劫的赢家？也许贫富差距会缩小，但那是因为大家都变得一样贫困；也许贪官污吏会减少，但那是因为社会一穷二白、无财可贪；也许官僚特权看上去少了一点，但那只不过是言论和新闻受到更严格的控制，群众更“不明真相”罢了。在这样的社会，底层百姓究竟能得到什么好处呢？不要忘记，“文革”中死得最多的不是那些受迫害的“右派”、“反革命”，而恰恰是在历次武斗中相互残杀和被屠杀的红卫兵们。目前有些网民之所以还在虚拟的“文革”极乐世界中梦游，只能是出于对那段残酷的历史极度无知。
为什么“文革”对中国社会危害深重，却还有为数不少的中国人怀念它？这种看似不可理解的现象其实也是政治体制造成的必然后果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这场浩劫的制度根源曾受到一定程度的反思。1981年，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明确否定“文革”。然而，由于复杂的政治原因，“文革”遗毒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算，有些人从骨子里仍对“文革”顶礼膜拜，每一个掌握权力的人，都不希望受到约束。其结果，权力可以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，谁掌握了权力，谁就拥有了至高无上的特权。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中国的极“左”思潮找到了畸形发展的空间。如果政治体制得不到及时改革，那么中国将面临社会共识完全破裂的危险。
要从根本上清理“文革”遗毒并遏制极“左”思想回潮，及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攻坚战役，取得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，形成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思想共识，乃当务之急。实际上，改革的目的就是真正落实现行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，正如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所说，乌坎经验其实没有什么“创新”，只不过是老老实实按照宪法和村委会组织法的要求去做而已。
真正可怕的不是改革，而是坐视激烈的社会矛盾逐渐淤积，如此，温总理警示的“文革”式悲剧就有卷土重来的一天。
2012年03月21日
法治周末特约评论员 张千帆
在20世纪20年代的开头，我们感到很难过，中国的中央集权与个人集权再一次到达了顶峰，个人崇拜再一次席卷重来。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，甚至产生了倒退。毋庸置疑，习近平上台以来，中国的经济有了很大转型升级，在腐败问题上做了一定的努力。但是，扪心自问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，是否像温家宝总理说的这种情况一样，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，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，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，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，‘文化大革命’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。”的的确确的产生了呢？